近代中醫(yī)臨證內科的發(fā)展

　　在近代西醫(yī)的傳入促進了當時醫(yī)學的發(fā)展，其實在當時中醫(yī)對當時的人民健康也作出了較大的貢獻，同時還使得中醫(yī)的發(fā)展更進了一步。那么你知道在中醫(yī)在近代內科上有哪些發(fā)展嗎?通過下文來看看吧。

　　在近代百余年動蕩的社會環(huán)境里，醫(yī)療實踐又推動了中醫(yī)學的發(fā)展。近代中國傳染病流行猖獗，中醫(yī)中藥治療熱病(包括喉、痧、痘、麻等)有很好的療效。在總結臨床經驗的基礎上，進一步充實了仲景的傷寒學說和清代的溫病學說。而且近代醫(yī)家趨于從臨證實際出發(fā)，吸收經方、時方之長，融合傷寒溫病學說;此外，臨證各科之間相互滲透明顯，如在外傷科的診療中，注重運用內科理論指導，采用大量內科方藥診治外傷患者，取得了明顯的臨床效果;西醫(yī)傳播對中醫(yī)診療方法的影響也是這一時期學術發(fā)展的特色。臨證各科在醫(yī)療實踐中充分發(fā)揮各自的優(yōu)勢，如婦、兒、針灸、推拿、氣功等均取得相當進展，刊行了大批的?？漆t(yī)著?？傊R床醫(yī)學內容十分豐富，它是近代中醫(yī)學發(fā)展的核心。本章僅就學科發(fā)展的主要趨勢和突出成就作一概述。

　　一、溫病學的形成與發(fā)展

　　對溫病理論中新感伏邪的進一步認識

　　在近代醫(yī)學發(fā)展的歷程中，對溫病學有貢獻的醫(yī)學家當首推王孟英。王孟英《溫熱經緯》中，突出的特點是，將濕病分為伏氣、新感兩大類，詳析其病因及辨治方法。

　　王氏關于伏氣、新感溫病的觀點并未得到一致贊同，葉霖批評他說：“溫暑為病多屬外邪逗引伏氣，惟當視其內外之輕重而消息治之，茍無伏氣只外感微邪治亦易易，海寧每譏吳鞠通界劃三焦，而自卻強分內外，葉香巖發(fā)揮景岳全書于溫暑條下言之綦詳，此篇(葉天士溫熱論)辨論營衛(wèi)氣血之理，內外輕重之機，而示人以活法，何得更定為外感溫熱而不系伏氣，豈必陽明白虎梔豉數(shù)證始可謂之伏氣哉，強作解人妄事穿鑿陋矣。”(鄧鐵濤，溫病學說的發(fā)生與成長，中醫(yī)雜志，1955，6(5)：)。

　　關于新感伏邪，雷豐也有自己的認識。雷豐著有《時病論》(1882)一書。他以四時為主線，闡述了不同季節(jié)外感病的發(fā)生發(fā)展機理和特點。一年有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的交替，四時又各有主氣，感受不同的時氣，可引起不同的疾病。雷氏將四季之病的因、脈、證、治，條分縷析，互相比較，對后世全面認識和治療四季新感之病，大有裨益。除了新感病之外，雷豐還對伏氣病多有發(fā)揮，他極力推崇伏氣學說，《時病論》就是將《素問·生氣通天論》中“冬傷于寒，春必病溫;春傷于風，夏生饗泄;夏傷于暑，秋病亥瘧;秋傷于濕，冬生咳嗽”八句經文作為全書的綱領，足見其對伏氣學說之重視。他將不同季節(jié)的伏氣為病進行了詳細的分析，概述了時病62種，擬定治法64則，臨證驗案85例，附論13首，在治療方面提出了不少頗有見地的論述。

　　柳寶詒(1842～1901)，主要著作有:《溫熱逢源》、《柳選四家醫(yī)案》、《柳寶詒醫(yī)案》、《惜余醫(yī)話》等。在溫病學方面，以《溫熱逢源》(1900年)貢獻大?！稖責岱暝础饭踩恚菍ｉT論述伏氣溫病的著作。柳氏的學術觀點，進一步發(fā)揮了王孟英的有關伏氣溫病的學說。

　　對溫病的治療

　　自1840年以后，由于江浙一帶經濟、科學、文化比較發(fā)達，再加上交通便利、河流密集、人口流動大等原因，溫病流行頻繁,因此,溫病學家積累了豐富的治療經驗。有些醫(yī)家雖然從理論上承襲前人，但在治療方面卻有自己的獨特見解。

　　王孟英根據(jù)葉天士、吳鞠通的經驗和自己的臨床體會，明確提出了治溫以保陰為第一要義。他對喻嘉言所謂“人生天真之氣，即胃中之津液”論點推崇備至，認為保陰要以生津益胃、滋補腎陰為其要旨。胃中津液不竭，人必不死，因而“救陽明之液”是治溫熱諸病之真詮。王氏常用石斛、沙參、西洋參、花粉、麥冬等濡潤胃津，尤善用西瓜汁、梨汁、蔗漿等果汁以甘涼生津。同時，考慮到病人多為真陰不足，上盛下虛，感受溫邪往往導致肝風驟動的營血險證，僅用清解涼營法已不能效，故常加入“三甲”、“二至”、阿膠、枸杞等滋填真陰之品，以獲良效。

　　金子久(1870～1921)，名有恒，近代浙江名醫(yī)。金氏對溫病學派探研甚勤，尤得力于葉氏《臨證指南》和喻氏《寓意草》，并有所發(fā)揮，而且能結合臨床，隨宜而用。他將溫病概括分為四個階段。病在氣分時，金民沒有拘于吳鞠通的大熱、大渴、大汗、脈洪大“四大”學說，常根據(jù)病人體質和證情的不同，靈活化裁。如同時兼有表證未解或陽氣不足的，用桂枝白虎湯;兼有濕熱癥狀時，加蒼術為蒼術白虎湯等等;病在營、血分時，選用三甲復脈湯以滋陰養(yǎng)血，柔肝熄風;恢復期，強調養(yǎng)胃陰。陳良夫(1869～1920)，名士楷，自號靜庵。近代浙江名醫(yī)。對于溫病時邪，陳氏推崇葉、薛、吳、王諸家，他認為溫病有新感溫病、伏氣溫病和新感引動伏氣等不同，其診療以衛(wèi)氣營血為辨證依據(jù)，以汗、下、清作為治療的大法。對于溫病夾痰、夾肝氣的治療尤有獨到經驗，并特別重視溫病治療中的養(yǎng)陰保津。范文甫(l870～1936)，名賡治，晚號文虎，浙江鄞縣西郊人。他家學淵源，儒而后醫(yī)。他尊《內經》、《傷寒論》為醫(yī)學源泉，并參合后世諸家以兼收并蓄，善于治寒，長于治溫。他認為，治溫病之法，當以護津為要，常用梨頭、花粉、蘆根、生地等藥，辨證論治予以應用。在學術方面，他贊同陸九芝指出的陽明病就是溫病，白虎湯即為溫病的治法。認為“傷寒方可治溫病，溫病方，又何不可治傷寒?！币蚨?，仲景之白虎、承氣、復脈、黃連阿膠諸方，為其治溫病所習用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。

　　對傳染病的認識

　　清代以后，由于中外交流日趨頻繁，許多新舊傳染病如鼠疫、天花、白喉、猩紅熱、實性霍亂等都嚴重地流行，1840年以后，雖然傳染病學沒有成為獨立的專科，但卻受到醫(yī)學家的普遍重視。

　　(1)鼠疫

　　此時期有關鼠疫的著作，主要有：1891年吳學存撰《鼠疫治法》，在此基礎上，羅汝蘭1895年改編增補為《鼠疫匯編》;1901年又經鄭奮揚重新編纂，增訂為《鼠疫約編》，該書列有探源、避疫、病情、提綱、治法、醫(yī)案、驗方共八篇，論證鼠疫病因是由地氣爆發(fā)，熱氣熏蒸，鼠先受之，人觸其氣，流行成疫;病機是熱毒迫血成瘀，主張采用上、中、下三焦辨證，治療移用王清任《醫(yī)林改錯》中的活血解毒湯加減，其著述有一定見解。1910年余伯陶農吳、羅、鄭著述的基礎上作《鼠疫抉微》，分成病情、治法、藥方、醫(yī)案四部分。郁聞堯于1910年作《鼠疫良方匯編》，曹廷杰1911年著《防疫芻言》。另外，何廉臣編撰的《全國名醫(yī)驗案類編》中，載有鼠疫驗案十余則，從另一側面反映了中醫(yī)治療烈性傳染病的水平。

　　(2)霍亂

　　根據(jù)范行準先生所考，西方于1817年出現(xiàn)第～次霍亂大流行。之后在1820年(嘉慶二十五年)由海路帶至廣州，至此，中國才有真性霍亂，即除了上述消化系統(tǒng)癥狀外，伴隨大規(guī)模的流行，死者不計其數(shù)。由于此病傳入之初，不分其病源，故也與鼠疫一樣，根據(jù)其病狀而命名，如“吊腳痧”、“痧癥”、“絞腸痧”、“癟螺瘟”、“麻腳瘟”等。

　　有關霍亂的著述，主要有：

　　王孟英于1838年(道光18年)著《霍亂論》。王氏生值霍亂流行時期，尤以江浙、上海一帶為甚。他在整理臨證經驗的基礎上，闡發(fā)見解，詳細論述了霍亂的病因病機和辨證治療，并附有醫(yī)案驗證，對后世的影響較大。其治療方法：熱霍亂——兼濕者，分利陰陽，祛除暑濕，用胃苓湯;熱甚者，清其暑火，潛消其濕，用桂苓甘露飲。傷暑霍亂兼厥逆煩燥者，用燃照湯;霍亂轉筋者，宜蠶矢湯。寒霍亂——病輕者，用藿香正氣散或平胃散;病重者，見元氣耗散，陰盛格陽，宜理中湯或四逆湯加食鹽并服。除此之外，王氏還廣泛采集治療霍亂的簡效方法，王氏還詳辨了霍亂常用藥物75種，并創(chuàng)訂新方8首，皆有卓效。王氏對于該病的治療成就是不可低估的。

　　方連撰《霍亂輯要》。田晉元，于1847年著《時行霍亂指迷》，他將霍亂稱為“時行霍亂”，基本接近現(xiàn)代醫(yī)學中流行霍亂的含義。徐予默，于道光中期作《吊腳痧方論》。其它有關霍亂的著作有：華岳的《急救霍亂方》(1857年)，江曲春的《霍亂辨證》(1888年)，姚訓恭的《霍亂新論》(1902年)，惲鐵樵的《霍亂新論》(1928年)，凌禹聲的《霍亂平議》(1930年)，劉亞農的《霍亂痢疾合編》(1934年)，徐相任的《徐氏霍亂論》(1938年)。

　　關于霍亂的治療方法，多數(shù)醫(yī)家主張回陽救逆。尤其是張聿青，力剖煩渴之假象，指明“投理中回逆而得生”。有些醫(yī)家，還自擬方劑，也有較好的療效，如張錫純用“急救回生丹”治霍亂陽證，“衛(wèi)生防疫寶丹”則陰陽雙調，頗為當時同道所稱頌。范文甫則采用王清任的“急救回陽湯”、“解毒活血湯”予以治療。

　　(3)天花

　　牛痘術自1805年傳入我國(邱浩川《引痘略》)后，已開始廣泛傳播。當時許多地方還成立了牛痘局推廣接種。此期關于天花的論述，從理論上沒有太多的發(fā)展，主要是記載種痘方法，如1847年王錫鑫的《痘科切要》，1847年王伯偉的《天花八陣編》，1865年郭昆山的《痘證慈航》，1885年武榮綸的《牛痘新書》等。

　　4、與傳統(tǒng)溫病理論持不同觀點的論述

　　在近代的100多年中，溫病學從顛峰時期到開始有人對它提出懷疑，醫(yī)學家們對溫病學從多方面、多角度進行爭論，這在學術上是值得稱道的。只有這樣一門學科才能真正有所發(fā)展。遺憾的是近代只是有一些不同看法，并未形成一門學說，這種狀況值得我們深思。

　　二、經方學說的發(fā)展及其學術思想

　　明清以來，由于溫病學派的興起，外感熱病的診治研究打破了以《傷寒論》一統(tǒng)天下的局面，并逐步蔚為主流。但是傷寒學派的發(fā)展并沒有停滯。相反，由于對立面的存在，更促進了學術間的爭鳴。此期的經方學家，其言行論著多具論爭色彩，更加重視臨床療效的提高與理論的探索，并嘗試溝通中西醫(yī)學為其時代特色。

　　陸懋修(1818～1886)字九芝，推崇仲景之學，屢以經方治愈溫熱大病。著有《傷寒論陽明病釋》四卷，認為《傷寒論》中，除桂麻二首外，大半皆治溫治熱方，傷寒由太陽傳入陽明則為溫病，“陽明為成溫之藪”(引柯氏語)，惟寒涼之撤熱力始足以救陰。他通過對陽明病證的深研覃思，豐富了對陽明病證的認識。

　　唐宗海(1846～1897)，對《內經》及經方學說有深刻理解。他曾為陳修圍的《傷寒論淺注》、《金匱要略淺注》增補訂正。撰寫《傷寒論淺注補正》七卷(1890年)、《金匱要略淺注補正》九卷(1893年)。

　　陳伯壇(字英畦1863～1938)，廣東新會人，行醫(yī)于廣州、香港。臨證之余主要致力于仲景學術的研究，曾主辦中醫(yī)夜學館，專授《傷寒論》。暮年復設伯壇中醫(yī)專校，傳授長沙之學。撰有《讀過傷寒論》(1929年)、《讀過金匱》(1938年)、《麻痘蠡言》(1933年)等。

　　曹穎甫(1866～1937)所撰《經方實驗錄》是他一生應用經方治療疾病的忠實記錄。既有大量治而得生，也有少數(shù)治而不驗終至不起的病案。通過此書，使學者和《傷寒論》方并非不能治今病，惟貴在通變。曹氏又以數(shù)十年研究心得，撰寫《傷寒發(fā)微》、《金匱發(fā)微》二書，考據(jù)精詳，專務求實。推崇張隱庵、黃坤載二家。

　　包識生，(約1874～1934年)名一虛，字德逮，福建上杭人。祖父輩精醫(yī)，幼承庭訓，宗尚經方。著有《包氏醫(yī)宗》三集，所論多為仲景學說。

　　惲鐵樵嘗問學于婺源汪蓮石。汪是傷寒名家，有《傷寒論匯注精華》行世。惲氏對傷寒方的信任來源于家人愛子存歿的切身體驗。當時廢止派攻擊中醫(yī)理論的勢頭正盛，而中醫(yī)界有些人散布的“仲景學說已經過時”的言論在客觀上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。惲氏對此進行了駁斥與批評。他在有關《傷寒論》及寒溫之爭方面的著作有《傷寒論研究》(1923年)、《傷寒論輯義按》、《溫病明理》(1928年)等。

　　祝味菊(1884～1951)，臨證好用溫熱重劑，擅用附予，人稱“祝附子”。他對于傷寒的學術思想與世醫(yī)頗不相同。著作有《傷寒新義》、《傷寒方解》、《傷寒質難》等。對傷寒發(fā)病病理，祝氏重視機體的抗病能力，主以“五種階段”代替六經。他說，“一切外感，無論其為何種有機之邪，苛其有激，正氣未有不來抵抗者。其抵抗之趨勢不分五種階段，所謂六經證侯，亦不出五段范圍”，“署之所謂六經者，乃代表五種抵抗程度耳。太陽為開始抵抗，少陽為抵抗不濟，陽明為抵抗大過。太陰少陰同為抵抗不足，厥陰為后之抵抗”。祝氏的五段說證之今日，與西醫(yī)免疫學說的某些內容相符，為近代外感熱病研究中的新見解。

　　陸淵雷撰《傷寒論今釋》八卷(1930年)，即其所謂“持科學以尋大論之旨”，“用古人之法釋以今日之理”者。他對傷寒病因證治的認識主細菌感染和分泌毒素。發(fā)熱惡寒為人體產生抗毒力即正氣抵抗病毒的表現(xiàn)，仲景治外感熱病主要即在于調動機體的抗毒能力——自然療能，發(fā)表解肌及攻下等的目的是排除毒素和代謝廢物等，這也是當時不少醫(yī)家的普遍認識。

　　譚次仲(1897～1955)，字星緣，廣東南海人，通過自學對中西醫(yī)都有涉獵，曾在香港任廣東保元中醫(yī)學校校長。撰有《傷寒論評志》(1935年)。

　　閆德潤，1923年畢業(yè)于南滿醫(yī)學堂。1927年赴日留學于東北帝國大學，獲醫(yī)學博士學位。閆氏雖出身西醫(yī)，但受家庭影響，對中醫(yī)研究有素，又熟諗日本人近代研究漢醫(yī)的著作，對中醫(yī)基本持肯定態(tài)度，論著甚多，是近代西醫(yī)界少數(shù)認真研究中醫(yī)而成就較高者。所撰《傷寒論評釋》(1936年)分“證狀明理論”和“治療辨正論”兩篇。上篇運用近代知識對《傷寒論》的基本問題進行研究，下篇分傷寒方為12類，每方藥味除綜合記載古人論述外，并結合近代研究成果對生藥鑒定的有效成分、藥理作用以及每一處方都作了介紹與評釋，有助于今西醫(yī)之間的互相學習。

　　余無言(1900～1963)，字擇明，江蘇阜寧人。幼隨父奉仙學醫(yī)，喜鉆研仲景學說。后問學于西醫(yī)俞鳳賓。余氏治西醫(yī)較深。有關仲景學說的著作有《(圖表注釋)傷寒論新義》(1939年)，《(圖表注釋)金匱要略新義》(1952年)等。近代較有影響的經方學家尚有四川吳顯宗(棹仙)，陜西黃謙(竹齋)等。

　　三、寒溫融合學派的興起

　　傷寒學說是溫病學說的基礎，溫病學說是傷寒學說的發(fā)展，二者有著密切的聯(lián)系，所以寒溫兩說發(fā)展到清代后期，又在寒溫分立的局面中逐漸派生出寒溫融合的醫(yī)學流派。

　　所謂寒溫融合，是二者從病因、病理變化、診斷、治療等各方面融合成為一個體系。這種過程是逐漸形成的。

　　近代對伏邪研究較為深入的，首推蔣寶素。蔣寶素(1785～1873)，號問齋，京口(今江蘇鎮(zhèn)江)人，一說丹徒人。承其父椿田之學，又得同里名醫(yī)王九蜂傳，所著《醫(yī)略十三篇》(1840年)有六淫門十三卷。蔣氏將人體與寒邪的關系分為三種，認為伏邪溫熱諸證都是由于冬時伏寒所致。寒是冬日的正邪，根據(jù)《內經》理論“正邪之中人也微”。冬三月為陽氣閉藏之時，寒邪本不能傷。如逢腎虧形勞之人，精搖于內，汗泄于外，雖能避嚴寒殺厲之，而不知避正邪的潛入，寒邪乘虛深入少陰，“真陽復斂，進不能攻;腠理返密，退無歸路”，勢必盤踞于膜原。并說膜原在臟腑之外，形骸之內，此處有形積聚尚且能容，何況無形寒氣。伏寒因春天溫氣而發(fā)，故名溫;因夏天署熱而發(fā)，故名暑;因濕而發(fā)，故名濕溫。此其一。假如其人腎氣不虛，腠理密而不避風寒，觸冒嚴寒殺厲之氣。因腎不虛，寒邪不能入腎，直襲足太陽膀胱寒水之經，則為正傷寒，當從仲景傷寒治法。此其二。如腎虛之人，又不避嚴寒殺厲，則為直中三陰之危證。此其三。關于治伏邪大法，以攻邪為上策，輔正祛邪為中策，養(yǎng)陰固守為下策。(蔣寶素：《醫(yī)略十王篇》卷三，“傷寒第三”，卷八“伏邪第八”快志堂藏扳刻本，1850：)，蔣寶素對伏邪的闡發(fā)對后人啟發(fā)較大，柳寶詒即在蔣氏認識基礎上予以發(fā)揮。

　　陸九芝是有名的維護《傷寒論》的醫(yī)家，但他并不否定溫病的存在。他承認傷寒自傷寒，溫病自溫病，但認為溫熱有發(fā)自陽明和傷寒傳入陽明之分，傷寒入陽明赤即為溫病。在治療方面，陸氏控治溫熱，善用經方。批評溫病學家對陽明證不敢用承氣、白虎等方，主張惟寒涼之撤熱力始足以救陰，重視胃系溫病，反對治胃用肺、撤熱不力?？傊懢胖ト诤虾疁刂饕谟谥委煟J為傷寒方即足以治溫病，傷寒溫清兩法分治寒溫兩疫亦甚合。

　　柳寶詒主張外感應以六經為辨證的總綱。他對葉吳學派廢六經的做法曾有批評。

　　莫文泉(1862～1933)《研經言》認為傷寒、熱病有別者，別于診，不別于癥;別于法，不別于藥：“傷寒皆先汗后下，溫熱或先下后汗，法之別也。然而汗則麻葛，下則硝黃，傷寒之汗下以是，溫熱之汗下亦以是，非藥之無別者乎。由是推之，傷寒雖因于寒，一經化熱，舍黃連石膏吏用何藥以涼之;溫熱雖已為熱，倘或過治，舍干姜附予更用何藥以溫之?！?莫枚士：研經言·傷寒溫熱證治論，人民衛(wèi)生出版社，1984)。

　　在上述基礎上，俞氏提出治外感病的六經總訣;“以六經鈴百病為確定之總訣;以三焦概疫證為變通之捷訣”，將六經與三焦聯(lián)系起來作為熱病知常達變的訣竅。何秀山復予闡發(fā)：“病變無常，不出六經之外，《傷寒論》之六經乃百病之六經，非傷寒所獨也，惟疫邪分布充斥無復六經可辨，故喻嘉言創(chuàng)立三焦以施治。上焦升逐，中焦疏逐，下焦決逐，而無不法重解毒，確得治疫之要”。指出在疫證治療上三角辨證對六經體系的補充作用。何廉臣由此總結出：“定六經以治百病，乃古來歷圣相傳之治法;從王焦以治時證，為后賢別開生面之治法”，(何廉臣，通俗傷寒論·上?？萍汲霭嫔玢U印本，1959)，可謂不薄今人厚古人。綜觀紹派傷寒，其辨析諸證顏為明晰，條列治法，溫寒互用，補瀉兼施，實有將傷寒、溫病以及重要內科雜病專婦兒分科病證融于一爐之慨，而無偏主一格之弊。

　　時逸人(1896～1996)，江蘇儀征人，后遷居鎮(zhèn)江，從師汪允恭習醫(yī)，以擅治溫病時疫著稱。著《中國時令病學》(1930年)，將因時令氣候變遷所發(fā)生的病證，如春之春溫、風溫，夏之暑溫、濕溫，秋之秋燥、伏暑，冬之傷寒、冬溫等四時發(fā)生而無傳染性的疾病列為時令病。對于各病分定名、原因、病理診斷、治法等予以科學整理與論述。對新感伏邪、六經三焦、營衛(wèi)氣血與太陽的關系以及兼病、夾病、并病等都有自己的辨析見解。如他認為吳鞠通三焦為病證深淺界限的符號，上焦代表病證初期，中焦代表病證續(xù)進期，下焦代表病退身弱期等。書中匯集傷寒與溫病學說，并汲取俞根初、石芾南、何秀山、何廉臣之論。

　　從寒溫一統(tǒng)到寒溫分立，又到寒溫融合，這并非歷史的重復，而是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統(tǒng)一。它標志著學說的發(fā)展，學術的進步，透過這一至今末衰的寒溫融合過程，反映出近代中醫(yī)在外感熱病的辨證論治方面取得很大的進步。

　　四、雜病治療的進步

　　近代醫(yī)家在雜病論治方面承襲了一份十分豐厚的財產，得以在比前人更高的層次上進行新的探索與研究，因而立論更為公允、全面、準確。

　　1、中風

　　費伯雄主張本病由正虛而外風侵襲所致;由正虛而外風侵襲所致;“正氣一虛，外風乘間伺隙，由表入里，中絡中經中腑中臟”(費伯雄：《醫(yī)醇剩義·卷一》“中風”，引自：孟河四家醫(yī)集，江蘇科技出版社，1985)。丁甘仁認為真中類中二者確有緩急之分。在體質方面必須辨別陽虛與陰虛，有痰與無痰，以此來決定治療方法。

　　張錫純(1860～1933)倡導“衷中參西”，主張以中醫(yī)為主體，取西醫(yī)之長補中醫(yī)之短，因而在對疾病的認識上接受不少西醫(yī)思想。他曾讀過《中風斠詮》，對二張之說深有同感，張氏并指出，中風有充血性者缺血性兩種。河間之主火，為腦充血;東垣之主氣，為腦貧血。一實一虛，避不相同。清末王清任對于此病專以氣虛立論，設補陽還五湯重用黃芪至四兩。張氏認為，若遇脈虛而無力的，用之可以見效;若其脈象實而有力，證屬腦充血重用甘溫升補之黃芪，以助其血上行，必至兇危立見，不可不慎。關于腦出血與知覺運動受損的關系，如云：“其所出之血著于司知覺之神經則神昏;著于司運動之神經則痿廢。此證左半身偏枯，當系腦中血管所出之血傷其司左邊運動之神經也”(張錫純：醫(yī)學哀申參西錄·三·醫(yī)論·論腦充血之原因及治法，河北人民出版，1975)。在引進西醫(yī)知識方面較前人進了一步。在治療和用藥方面，他吸取友人朱缽文經驗，主張：“宜于引血下行藥中加破血之藥以治之”。自擬建瓴湯如大黃和鎮(zhèn)肝熄風湯為時人所賞用。張氏重視本病的早期發(fā)現(xiàn)，認為中風朕兆較他病尤為顯著，出現(xiàn)也早。

　　綜上所述，近代醫(yī)家對中風病的研究不再屑屑于真中類中之爭，在病因發(fā)病方面傾向于內外因結合而以機體內在病理變化為主。對中風與腦的關系受到西醫(yī)知識和近代科研方法的啟發(fā)，從識病角度對疾病本質有較前更為深刻的認識，具有承前啟后的作用。

　　2、虛勞

　　費伯雄認為，勞是五膿積勞，傷乃七情受傷。他把勞病分為思慮太過則心勞，言語太過則肺勞，怒郁日久則肝勞，饑飽行役則脾勞，酒色過度則腎勞，分屬五臟。指出初起氣血尚盛，雖日日勞而不自知。等到愈勞愈虛，水谷之氣一日所生精血不足供一日所用，血耗氣虧，諸癥蜂起，遂成虛勞。又把傷病分為喜傷、怒傷、優(yōu)傷、思傷、悲傷、恐傷、驚傷，分系七情，重祝情志在傷損病中的致病作用。并認為喜怒憂思悲恐驚人人皆有，若發(fā)而中節(jié)，何傷之有。惟未事而先意將迎，既去而尚多留戀，則無時不在喜怒憂思之中，七情偏勝，因而受傷。但七情易傷及五臟，而歸本于心，因而治療情志損傷好脾肺腎之病，必兼心臟施治，始為得法。此外，在治虛勞方面重視脾腎及善用調肝養(yǎng)陰，為其特點。伯雄孫費繩甫繼承家學，擅治雜病，尤以虛勞、調理病居多。他治病兼取東垣丹溪二家之長，認為東垣補陽，丹溪補陰，是治病兩大法門，不可偏廢。對虛勞病宗丹溪陽常有余，陰常不足說，但避免應用苦寒傷陽之藥。遇有脾胃虛弱的，則用培土生金法，宗東坦補土學說，但慎用升提燥烈傷陰藥。費繩甫并認為，東坦雖重脾胃但偏于陽，清初醫(yī)家吳師朗補脾補陰法，實能補東垣不足。丹溪雖補陰，尤重在補腎陰，但弊在苦寒滋膩。他主張脾虛補脾，腎虛補腎，惟必須胃氣調和，因胃關系人分身氣血，至關重要，若胃氣不和，則滋補腎陰徒令凝螮，溫補脾陽反劫胃陰。因此，見有胃陰虛的即養(yǎng)胃陰，胃氣陰并虛的，養(yǎng)胃陰兼益胃氣。正是由于他繼承了李朱二家及吳師朗、費伯雄的學術主張，在虛勞方面以清滑潤平穩(wěn)為主。能獨樹一幟，取得較好療效。(近代中醫(yī)流派經驗選集·孟河費繩甫先生的醫(yī)學理論和治療經驗，上?？萍汲霭嫔纾?962：176～177)。清末民初受西醫(yī)學影響，當時通常以肺結核病比附中醫(yī)的虛勞病，從今衍生出肺癆、癆病、肺病等名稱，并有《肺病論》(1914年葛廉夫、葛蔭春合著)、《癆病指南》(1920年秦伯未撰)、《虛勞研究》(1936年朱振聲編)等著作出現(xiàn)。

　　3、血證

　　唐氏在《血證論》中以陰陽學說為綱，對水火氣血的相互資生相互聯(lián)系進行了精辟的論述，為血證的深入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。他指出;“人之一身不外陰陽，而陰陽二字即是水火，水火二字即是氣血，水即化氣，火即化血”(唐容川：血證論·卷一·陰陽水火氣血論，上?？萍汲霭嫔?，1966)

　　對于血證的治則，唐氏以抑氣降逆為指導思想，主張宜用下法、和法而禁忌汗法、吐法。他說，血家忌是動氣亡陰，發(fā)汗則氣發(fā)泄而血隨氣溢;吐法則助其逆勢而氣上不止。宜用下法以折其逆氣。同時，血證氣盛火旺居多，下法兼窩“上者抑之”，“急下存陰”之意，攻之即補之。當然，如實邪久留，正氣不支，或大便溏瀉，則只可清潤降利，不宜峻下。至于和法，尤為治血證第一良法，使其陰陽表里寒熱氣血水火相和。四法之外又有補法，當根據(jù)血證宜忌而斟酌用之。

　　4、肝病

　　費伯雄十分重視對肝臟的調治，他認為肝臟和營血有者密切的關系。而營血的不足是肝臟病變的重要因素。因此他在臨床上善用調營治肝，以治療一般虛怯癥和危急重癥，費氏的治療思想主要體現(xiàn)在《醫(yī)醇剩義》中的二十余首處方和費氏醫(yī)案中。主要有疏肝解郁法、平肝熄風法、清肝瀉火法、溫肝散寒法、補肝養(yǎng)血法、肝膽同治法、肝脾(胃)同治法、肝肺同治法等。既有針對肝臟本身的，也有結合其他臟腑的治法，提綱挈領地反映了肝臟病變的臨床特點和傳變趨勢。費氏治肝方劑均來自醫(yī)療實踐，配伍嚴密，值得探討。丁甘仁擅治雜病，對治肝素有研究。后人整理他的醫(yī)案，將其中涉及治肝法及其方藥歸納為十法。計有養(yǎng)肝熄風、柔肝養(yǎng)血、涼肝滌痰、滋肝潛陽、清肝滋腎、泄肝和胃、疏肝理氣、疏風明目、清肝降火、清肝化濕等。1931年趙樹屏撰《肝病論》，淺近易懂。

　　結語：看完上文的介紹，相信大家對于近代中醫(yī)學的發(fā)展有了一定的了解了，文中主要給大家介紹了當時中醫(yī)在內科方面的發(fā)展，這些理論和實踐活動對后來傳統(tǒng)醫(yī)學的發(fā)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。